回來幾天,一家人各自有各自的文化衝擊。

 

其一:等待

 

到台北車站附近處理健保事宜,在新光三越門口搭捷運,下大雨,王先生一手抱小宥一手撐傘,我則是重心不穩深恐跌倒,我生平首次找起身心障礙與嬰兒車專用電梯來。但是我們很難搭上電梯,太多逛街的人。

 

電梯設置了一分鐘等待時間,好不容易塞進電梯,靜靜地等待。電梯正要啟動時,又擠進一位太太,這時候一個拿飲料帶著也拿著飲料的十歲兒子的臭臉女人對兒子大聲說:「你看,這個世界上就是有這種人。」後面一個大約四五十的女人也答腔:「害別人又要多等一分鐘!」又有一個聲音說:「這設定就是這樣,要等到一分鐘!真麻煩。」

 

「這電梯不是設計給你們坐的!」我心想,但還維持微笑,畢竟電梯裡沒有真正身心障礙的人士或年長者,離鄉五年,我還是習慣這座城市的氣急敗壞。

 

離開電梯時,王先生有點生氣:「她們有什麼資格說這種話!這些人哪個真的需要搭電梯?」

 

「如果我罵她們,你會生氣嗎?」我問。以前在台灣時,王先生從來以和為貴,對這種事情不太在意。

 

「當然不會,我也好想罵她!」

 

在我看來王先生是受到文化衝擊,我們已經習慣等待,但等待不是台灣人(尤其是台北人)的專長。

 

有些時候我們也享受其利, 如同我們健保復保只花了幾分鐘,在美國連加入員工保險都要等二至三個月;有些時候則會蒙受其害,忘記了其實有些時候要放慢步調,配合其他人的需要。

 

離開五年,台北依然是一座氣急敗壞而又寸步難行,兩相矛盾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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